关于毕飞宇小说的尊严书写的思考(一)

关于毕飞宇小说的尊严书写的思考

自1991年发表处女作《孤岛》以来，到之后的《青衣》、《玉米》、《平原》、《推拿》，毕飞宇一直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受到广泛关注与认可，其作品也被多次改编为影视剧而进入大众视野，为人们所熟知。后期毕飞宇的风格发生了转变，开始立足日常生活，从细微处着手，关注人及人的生存状态。“权力”和“尊严”是毕飞宇致力关注和表现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着力于描写权力之下人性的扭曲及尊严的丧失，悲剧命运下的疼痛人生。尤其谈到了女性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迫害，成为了被权力意识和男权专制浸染腐化而失去灵魂与尊严的牺牲品，因此毕飞宇也被称为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

毕飞宇曾说过在他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人”，“人”的舒展，“人”的自由，“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的欲望。人——个体尊严，始终在毕飞宇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关于毕飞宇小说文学方面的研究，虽然都紧扣“尊严”这一大主题，但是大多数都是单方面研究女性尊严的坚守或者男性尊严的失落，还有研究权力对尊严的伤害，极少有关于“人”的个体尊严的研究。所以本篇论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个体尊严入手，从权力对尊严的伤害，尊严的自觉以及尊严坚守与迷失三个方面，揭示权力文化所造成的生命疼痛、尊严意识的永恒与可贵，进而表达对人的尊严的思考，肯定作者的人文关怀。

一、无处不在的权力意识

“毕飞宇笔下的‘权力’是一种体现在多个层面的，从物质到精神甚至包括无意识的控制他人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国家和下面各种机构施加给“无权者”以各种禁锢，还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是一种深入到社会深层，弥散、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对他人的制约、控制力量。”

从初始阶段围绕极权的创作到之后致力于书写日常化的权力，“权力”一直是毕飞宇创作的重要主题。他的第一部作品《孤岛》便是书写历史极权的典型代表。在扬子岛这个封闭的领域里，集权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人手中。《玉米》、《平原》中的毛主席和高音喇叭也是极权的象征，毛主席通过高音喇叭远程控制着村里的一切事务。在民间这个权力角逐场中，政治极权话语构成了影响最大的话语力量。它强制性地渗透、插入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改造着人们的传统认知模式、伦理和行为准则。我们可以发现在《玉米》和《平原》这两部小说中，日常的婚丧嫁娶、生活琐事，无不体现出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而这正是在政治极权的等级分配下逐渐形成的。在《玉米》中，因为政治权力的得与失，玉米的地位在社会的等级意识中发生了戏剧性的蜕变。先是因为有父亲王连方的关系而显得高高在上，大家都以仰慕，巴结的眼光看待玉米，村中竟然无人敢与之提亲；然而风云突变，王连方因作风问题被“双开除”，靠山一丢，玉米立刻身价大跌，订好的婚约被毁，最后只能做续弦下嫁给革委会主任郭家兴。玉米由社会的高峰跌入社会的谷底并不是命运有意开的玩笑，这正是等级化社会必然具有的世态炎凉。

二、父权压抑下的亲子之痛

毕飞宇在《写字》、《雨天的棉花糖》等作品中，描写了父权对年幼男性的压迫，以及在这种压迫之下所隐藏的疼痛与尊严丧失。大多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母亲多为温柔的、善解人意的、充满母性光辉的形象，而父亲的形象往往是严肃、暴躁、强硬的。父亲的权力笼罩着整个家庭，具有一种让人没有选择余地的强大力量。

《写字》这篇小说从“我”的视角写“我”与父亲两辈人的权力对抗。父亲心血来潮地命令我开始学习写字，这对还在暑假里尽情玩耍的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虽不情愿学写字，但是在父亲的专制下我会的字越来越多，甚至主动要求写字。可父亲不让多写，于是我便在操场上自由的写。我不由自主地写下“我是爸爸”这一行字。我无法公然违抗爸爸的命令，但是我却能通过写字变成爸爸，还能对“敌人”进行批判攻击，我的心中充满成就感。“我”通过写字来掌握话语权，这也是我对父亲压制的一种反抗，虽然这种反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