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人创作心理探析(二)

此外，促使边塞诗人这种心理更加强烈的另一个原因是：唐代是一个“尚冠冕”的朝代，“以重视官阶爵禄的新风尚，打破了历史上传统势力和陈腐观念。从而使渴望建功立业，获取官阶爵禄，实现政治抱负，成为唐代文人视为最高荣誉之所在。”[3]而唐代文人基本上是出身于寒门之家的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想通过科举取得高官厚禄，那是不现实的，于是许多文人便转向边关。而且，由于战争的特殊性质，应募从军要比别的途径升迁更为迅速。“圣主赏别业，边城最辉光”（岑参《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军功升迁之速正如岑参所记：“一从受命在边，未年三十已高为位”（岑参《张献充副使归西杂居》），况且许多边塞文人也这样做到了。如张因“初举进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军节度使，得官至检查御使”（韩愈《唐河中府法曹张军墓碣铭》），张万福“以父祖力儒不达，因焚书，从军辽东有功，军功至右三散骑常侍致仕。”[4]总之，唐代的这种尚武精神为边塞诗人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可能。这样一来，许多胸怀大志而科场失意或干谒不成的文人，便投身边塞这条艰难又便捷的路：“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岑参《送祁乐归河东》）

唐代边塞诗人向往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拯物济世的渴望，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文人社会风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生动地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极的层面。等到文人们激流勇退，终日沉眠于诗酒生涯，出没于勾栏妓女之间，捧着一卷古书孤坐于窗前灯下时，那已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没落的明清时代了。

 二、展示异域雄奇之景

唐代边塞诗人在描写战争和军民生活的同时，也给我们展示了充满神秘、雄奇、壮美的西部异域风情。描写异域生活风貌的诗篇古来有之，但多以自然的艰苦来衬托战争生活的不易，并未有意识地把边塞风光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来欣赏。唐代边塞诗有所发展，塞外之景在诗人的笔下变得雄奇而迷人，借此我们可以发现唐人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及盛唐国力之强盛。当然，有不少人把描写边塞风光仅看作为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当然我们不能把一切边塞诗都看成反映了爱国思想的。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仅是边塞诗中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结合作家的思想，把作品反映战争性质等方面的事实弄清楚，才能肯定它们。”[5]唐代边塞诗人书写异域风情固然有爱国思想在里面，但不尽如此，诗人们描写塞外风光，主要是为了向人们展示奇风异俗给作者带来的“激动之情”。“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送武判官归京》），“忽如”写出了“胡天”变化无常，更写出了诗人无比惊奇的神情。诗人把北国冬景比作南国春景，使得这首诗简直就是一首白雪的赞歌。边塞诗人，他们本来都生活在中原地区，对边塞的了解只能借助于古人的诗句，而那些古诗和唐代昂扬向上的时代特征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许多文人便开始游历塞外，至晚唐不绝。当他们身临边塞时，当他们还沉浸在建功立业的热情之中而没有接触到社会现实时，便一下子被这眼前的“异域之景”所迷住，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别样的生活：“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歌唱，琵浑炙犂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