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人创作心理探析(四)

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心痛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表现为怒。唐代边塞诗人对朝政黑暗之怒表现得尤其突出。边塞诗人身处宦场，对朝廷的内幕比其他人要了解的多。朝廷朝政黑暗往往在军事以及对外策略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所以很容易激起诗人心中的怒火。诗人的怒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统治阶级只知扩大疆土而不顾士卒生死之怒。“开元中期以来，唐玄宗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和王朝表面的繁荣昌盛，一方面不思进取，信用奸邪；另一方面，滋生了吞四夷之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地边地政策逐渐形成。”[6] “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黄云陇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能归。辽东少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李颀《古意》）男儿们从小就来到塞外“报军恩”，不顾生死，何其英勇。然而，一名女子，一支羌笛，竟使三军流泪，可见士卒是如何伤心。为了开边，统治阶级不顾将士生死，让士卒的泪和血在异域随便流淌。杜甫说得最好：“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可当战争扩大到自己无法控制的时候，他们就只求自保，而把责任完全推给士兵。如果说初唐从军塞外是为了建功立业，出入将相的话，那么中唐人戍边打仗更多是为了杀敌雪耻。“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张仲素《塞下曲五首》其七）“向国报恩心如石，辞天作镇气凌云”（李频《赠长城瘦将军》其二），“气凌云”，可是这些战争都是由统治阶级不当的边塞政策引起的。其二，对边将无为受禄却无心收复失地之怒。边关失守，战火四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主上用人不当引起的。天子只求自保，以致用人不当，“边将皆水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如果说他们无暇顾及收复失地，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一些边将得过且过，无能力收复失地却能无功收禄，就不像话了。“封狐犹未煎，边将觉无羞？”（耿湋《陇西行》）这里诗人用反问的形式来指责边将的“行政不作为”。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要算高适的“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把战士“半生死”和将军的“犹歌舞”进行对比，形象鲜明地突出了边将的丑恶嘴脸。“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并序》），以处处爱护士卒，使士卒“咸乐为之死”（司马迁《史记·李广列传》）的飞将军与唐朝那些荒淫的将军进行对比，从侧面把边疆地区黑暗政局的现状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深刻的揭露，辛辣的嘲讽，把边塞诗人对朝廷的控诉刻画到了极点。

唐代边塞诗人大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小官吏，能够写出这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篇，唱出士卒心中的愤慨和指责，传达人民的心声，倾吐自己的愤怒，实在难能可贵。

五、抒写淡漠功名之心

也许是因为在中唐之后才“正式”出现或不为人们所熟悉的缘故，边塞诗人对功名的淡漠之心历来不被人们所重视，但这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边将昏庸导致边塞失利，功名难成等因素的出现，边塞诗人希望落空,心中的那份火热的激情犹如西落的太阳，渐渐失去昔日的光芒，他们对功名的有无已经变得无所谓了。虽然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中国的脊梁”任何时候都会有的，但更多的是“从此甘贫坐，休言更到边”（林宽《塞上还答友人》），在去边地追求功名富贵和拥香而卧两者之间，中唐人宁愿选择后者。唐中后期的边塞诗人并非没有爱国之情，也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但国运日下、希望落空的冷酷现实让他们寒心。因此常能在唐中后期边塞诗中看到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怀疑和否定。“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功万骨枯”（曹松《已亥岁》），所谓的“封侯事”是怎样得来的呢？是用千百万士卒的性命换来的。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了“画图麒麟阁”奔赴边疆，殒身不恤，可是自初唐以来有多少人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功名呢？沙场上的累累白骨，到老才归的戍卒，说明只有少数人踏着别人的尸体获得了成功。可这种用千万人的性命换来的功名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要也罢！君还是不要再提“封侯事”了吧！“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李威用《陇头吟》），这是晚唐诗人用血与泪换来的沉痛教训。既然自己奋战场沙场，换来的却是将军的功名，那自己何必去送死呢？再说即使得到功名又怎样呢？在等级观念很强的封建社会，下层士人即使再努力也还是很难挤入上层社会的。“身贱竟何诉，天高徒自伤。功成封宠将，力尽到贫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