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正式的婚姻文件并非源自性道德的原因或任何其他感官享乐的考虑。更正确地说,这是为了适应经济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所有的婚姻都伴之以相互养活为契约,再加之以性关系的调节。而没有生育的婚姻在大概率上是不稳定的,只有有了生育行为婚姻关系才是长久的,家庭也才是稳定的,因为孩子带来了家庭得以维系的再生劳动力[ 安得烈·比尔基埃,克里斯蒂娜·克拉比什·朱伯尔,玛尔蒂娜·雪伽兰,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主编:《家庭史》,1998年第一版,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克利斯坦森说,家庭是婚姻的产物,家庭就意味着通过婚姻和生育所确立的关系,而婚姻的出现总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1991年第一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史蒂芬森解释了所谓一个家庭是一种基于婚姻和婚姻契约的社会性安排。这种社会性安排包括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夫妻之间相互的经济责任。[ 史蒂芬森:《跨越文化视野的家庭》,1996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毫无例外地,经济学对这个问题也有论述,而且这种论述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社会学的基础研究,也是与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相吻合的。其中,最系统进行了阐述的是Gary Becker。
Becker是从生产、消费和保险三个方面来看待家庭问题的。他认为,在最大化行为、显形或隐性的市场均衡和稳定的偏好假设之下,家庭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就像市场分工能促进双方收益一样,家庭内的分工也能使家庭总收益上升,男女性之间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分工,这种比较优势不是由社会文化习俗决定的,而是由男女双方的人力资本投入决定的。生育是出于夫妻年老时候的保险需要,而代际的传承之间则存在着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违反的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 Becker之后的家庭经济学家对家庭的论述则各有侧重。
与社会学家不同,Rosenzweig认为婚姻不是形成家庭而是强化业已存在的家庭之间的关系。他使家庭以印度农村为背景,分析验证了际家庭和家庭关系的保险功能。他最初发现印度农村由于土地的异质性和气候的稳定性使特定的耕作经验显得特别有价值,因此儿子就得到了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激励。随后他又发现这样的解释只与减少风险的事前措施有关,而忽略了事后保持平稳消费的制度安排。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家庭需要扩大的地域来减少农事波动可能的损失,女儿和儿媳的婚嫁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要,因此不娶同一地的儿媳,女儿也不嫁往同一地。
以色列的经济学家Yoram Ben-Porath则从身份的角度解释了家庭的存在和家庭的分工。在他著名的文章”The F-connection: Families, Friends, and Firm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 Yoram Ben-Porath: The F-connection: Families, and Firm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0年3月]中,Yoram Ben-Porath表达了家庭中也存在交易,和市场交易同属于交易的子集。其中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所以家庭契约就是一群身份确认的人(一般是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之间发生的契约,家庭是这种契约的集合,是一种社会制度。
另一位富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华盛顿大学的Robert A. Pollak则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论述了家庭的起源[ Robert A. Pollak: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o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III (June 1985), pp. 581-608.],他认为为了方便地生活和抚养后代,复制属于自己的生物特性,人们本能地通过婚姻合同组织了家庭。这是一种既有对未来事件进行决策的可变性、又能保护每个人免受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危害的稳定性的组织结构。
2.4家庭的演化:现代化对家庭的冲击
家庭从最初的原始形态发展到现在的现代化家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家庭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史的研究也早就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至少在安哥拉—美州学派和法国历史学派中,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学术产业”,[ Hans Medick: The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the structual function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easent society to industrial capital, Social History, 1976 No. 3.]是多社会学科要研究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经济学。
在家庭的整个演化过程中,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家庭史研究认为,现代化的冲击使家庭的形态从传统的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分裂为核心家庭(nucleus family),这种变化也使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Parson是这一种观点的代表学者,他认为家庭是残留的传统结构的承担者,是与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大转型过程相联系的。
但是有一些学者却认为恰恰相反,从大家族到核心家庭的变化和工业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中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E. Bloch的“同时代错误”就是阐述这一观点的。
Laslett继承了E. Bloch的观点,他在他第一本专著《失落的世界》(“The World We Lost”)中就表明了立场,并进行了一系列是实证和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核心家庭占家庭形态主导地位的浪潮是相对独立的,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至工业革命之中和之后。但是Leslett并没有为自己和E. Bloch的观点提供一综合的两分法基础,从而并不能完全打破帕森主义(Parsonian)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