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Becker的批评从来都没有间断过。Samuelson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表达了对Becker观点的敌意，至少也是对Becker将正式的微观经济学工具引入生育决策分析的敌意。
女性经济学家Barbara Bergmann对Becker的观点从假设到结论都做了抨击，认为Becker将一切简单化了，忽略了很多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她还认为与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的学者一样，Becker对家庭的分析最终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制度的良性以及政府干预的无效甚至有害性，而这一点是十分荒谬的。
当代最著名经济思想史研究者马克·布劳格从方法论的角度批评了Becker，认为Becker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Becker试图把Popper所说的免疫策略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地说，也就是避免一旦理论与观察结果矛盾时作出特殊解释。然而，Becker常常采用特殊假定以便得到可检验的内容的做法，却又与这种决定相背。他举例说，Becker研究认为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但是，关于生育行为的模型的这个核心结论——在任何时点和所有家庭之间，收入与生育呈负相关关系——不是由模型本身解释的，而是用用来帮助解决初始的最大化问题的似是有理的辅助性假定（如对儿童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要比对儿童数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得多）来说明的，所以Becker的论证方法是有误的。[ 马克·布劳格（黎明星，陈一民，季勇译）：《经济学方法论》，www.dangdang.com]此类例子尚有许多。
但是，Becker的支持者们并不如此认为。Pollak认为和Barbara Bergmann 相比，Samuelson对Becker的批评较为肤浅，无论Samuelson本身如何认为Easterlin对生育的解释比Becker更有说服力，但是Easterlin并没能够用正式的经济学工具和方法来打动更多经济学家的心。[ Robert A. Pollak: Gary Becker's Contributions to Family and Household Economics, Olin School of Busine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2.9. ]
Pollak本人认为，家庭在多种经济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解释力与其说是表现在技术上倒不如说是表现在治理上，这是Pollak和becker最大的不同。不同于新家庭经济学单纯地关注于家庭生产，Pollak认识倒了家庭组织和家庭结构的重要性，交易成本的方法将婚姻看作是一个治理结构，强调家庭内的“讨价还价”，并把注意力放在家庭组织在激励、监督、利他主义和“家族忠诚”上的优势和劣势上。同时Pollak也承认了交易成本方法最大的缺憾在于无法提供严密计量调查的分析结构。因此用交易成本的方法分析家庭，必须结合正式的模型。且这些模型必须能够容纳足够的估计。
与Pollak一样，Yoram Ben-Porath也承认了Becker个人行为最大化的假设前提和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Yoram Ben-Porath认为贝克尔笼统地将家庭行为视作一种统一的行为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贝克尔本人在阐述婚姻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将婚姻归结为不同的需要，包括互补性生产的需要，联合性消费的需要，家庭保险的需要和人力资本组合投资的需要。不同的动机的结果是构成了婚姻，因此不同的动机也应该衍生出不同的家庭行为。Yoram Ben-Porath在自己的论文中将生产，消费和保险行为分开讨论的意义就在于此。[ Yoram Ben-Porath: ”Economics and the Family- Match or Mismatch? A Review of Becker’s A Treatise in the Famil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2年3月，pp60]Yoram Ben-Porath还对Becker对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家庭的过渡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忽略进行了批评和讨论。他认为，家庭是一种与市场一样的制度，所以交易从家庭向市场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向有更高效率的制度演进的过程，从而在”The F-connection: Families, and Firm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完成了他整个分析。
4.中国经济中的家庭
中国的社会从其本质上而言，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组织制度，但是家庭的力量却要比其他国家来得强大得多，这是由其传统文化而来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但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文化传统，仍然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人际往来、人情世故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一。家庭对经济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华人社会的家族企业多于公共公司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了大量家族企业，它们成为农村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浙江、江苏、广东这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家族企业甚至顶起了经济的半重天。在这种大的转型经济背景下是非常有必要研究家庭的经济性质，特别是研究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
4.1家庭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家庭生活模式在很多方面与西方家庭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就类型而言，中国传统的家文化是建立在联合家庭(joint housholds)之上的，而西方家庭，诚然存在争议，但是与中国家庭相比，显然是原子化了的，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家庭（nucleus family）。
John Hajnal在接受了E. Bloch、Laslett和Hans Medick的观点，认为在工业革命前西北欧家庭已经是核心家庭了之后，将西北欧家庭和中国、印度的联合家庭对立了起来，考察了两种家庭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家庭形成体制[ John Hajnal: Two Kinds of Preindustrial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No. 3, 1982. 9.]。他通过以丹麦为代表的西北欧家庭和中国家庭的数据对比中说明了中国家庭的组成特点：家族和家庭几乎是等同的。家庭中的亲戚数目众多，而无亲缘关系的人就比较少，而寄居在家中的男性亲属的数目大约是女性的12倍。John Hajnal认为，这些1927-1931数据很有可能因为中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而有失偏颇，但是大致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