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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扩大开放条件下,国内消费结构转换和一、二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的拉动效应将会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拉动效应可能转移出去,成为国外第三产业扩张的机遇。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型期,对第三产业服务消费品的需求处于快速上升期,同时,一、二产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些会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是在开放条件下,这种需求的扩张既可以由国内的服务供给来满足,也可以由国外服务供给来满足。如我国目前对高等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需求强烈,但由于国内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国内的教育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到国外上中学、上大学在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教育需求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利益转移到国外去了。
3、 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加重,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从1993年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加入WTO之后,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能否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从我国工业部门利用外资与制成品出口竞争能力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我国巨额贸易顺差中,三资企业的贡献率达40%左右。我国服务市场扩大开放之后,由于我国国内服务供给相对短缺,服务进口会有快速增长,而由于国际市场服务竞争激烈,我国的服务出口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利用外资与商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正相关性,主要是外资对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扩大出口的主力。在利用外资中,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外资公司的出口加工基地。但是,服务贸易却有很大的不同。当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即我们是以附加价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工程承包、运输、旅游等服务出口去换取发达国家高附加价值的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处理等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进口,因此,我国服务出口额的扩大会大大低于服务进口额的扩大,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超过目前的水平。
4、 人才的竞争和流失,将使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知道,在当代全球经济竞争中,人才是竞争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三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与内资企业争夺市场,还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他们以高薪、出国培训以及优越的工作条件吸引了国内大批优秀人才与业务骨干。在我国目前服务市场有限度的开放中,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已挖走国内银行相当数量的业务骨干。在信息服务等其他行业,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也很严重。加入WTO之后,我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外资公司的业务拓展,需要更多高素质的管理与技术人才,由于它们在人才竞争中更具优势,将导致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进一步加重。
5、 加入WTO之后,我们还面临体制不适应的严重挑战。在我国服务业的许多行业与部门中,至今仍实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这与全球放松管制的大趋势是格格不入的。根据传统观念,电信、铁路运输、自来水、煤气和电力供应等行业被公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为了避免资源配置的浪费,促进效率的提高与社会福利的增进,必须实行政策管制,设置政策性进入壁垒。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始了政策管制体制的改革,总的趋向就是放松进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他们通过改革原有的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离,在此基础上,允许国内外新企业的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的作用。在竞争的基础上通过兼并走向新的集中。这种由市场力量导致的集中与原先政府垄断经营的集中完全不同,它不仅提高了这些行业的效率,而且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三) 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面临的机遇
按照贸易自由化理论,贸易自由化是一种非零和博奕,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导致利益的增进。《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的条款,对提高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水平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安排,主要有三个方面:(1)通过发展中国家国内服务业力量的加强及其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在获得商业性技术方面;(2)促进销售渠道和信息网络的改善;(3)对各部门市场准入的自由化和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提供出口的方式。我国加入WTO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我国可以享受WTO对发展中国家的一切优惠安排。具体来说,加入WTO对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的机遇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通过市场开放,引进外资及国外先进技术,加快服务业总量扩张与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资金与技术的缺乏是主要的障碍因素。加入WTO之后,我国总体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服务业市场准入的放松,将会有更多的外资进入,同时会带来很多我们所缺乏的技术和设备,这不仅带动第三产业的总量发展,而且可以提高产业的技术与知识含量。
2、 有利于学习国外科学的管理方法与先进的营销手段,使我们的服务管理向国际规范靠拢,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如在目前我国零售业利用外资的试点中,沃尔玛先进的信息系统和收银结算系统、家乐福的仓库与卖场合一的商品统计体系和麦德隆法人会员制等等,都为我国的零售业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3、 有利于发展服务业的新领域。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产业门类也不齐全,在WTO提出的140多种服务门类中,我们只能提供40多种。通过服务市场开放,可以引进我国目前薄弱和急需发展的部门,改善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
4、 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全面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可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也为服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第三产业的发展获得更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在旅游服务、外贸运输、对外工程承包、卫星发射等领域都具有比较优势,比如对旅游业来说,市场的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在商品、人员、金融等方面的流动更加方便,将为我国的旅游市场创造更多的需求。
5、 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服务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经营。我国一些重要服务部门的服务都带有很强的官商气息,消费者主权难以得到应有的保证。对电信、民航、铁路等部门的服务质量的投诉经常见诸报端,但很多问题都是诉而未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外资企业的进入,对打破垄断经营,改变市场结构起到积极作用。
6、 在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不仅所占比重始终在70%以上,而且从竞争力看,也均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当前,一些新型服务贸易门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这对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众多处于相对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服务贸易,同样能够获得较大的利益。对外开放服务业,不仅能够引进竞争机制,给国内服务业带来竞争压力,促使其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而且还可引进国内薄弱的以及亟待发展的服务部门,改善国家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环境,促进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予了后进国家一个超越先进国家的难得的机遇。因为服务贸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吸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便利途径,开辟了一条引进资金、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成熟的管理制度和建设经验的道路,所以可以绕过耗时较多、浪费较大的研究开发阶段,借鉴其经验教训,不走或少走弯路。
四、周边国家和地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功经验
(一) 香港自由贸易推动服务贸易
作为自由港,香港实行了一种低税率的自由贸易政策:60年代以来,政府采取“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辅以贸发局、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出口信用保险局等法定机构的促进工作,使香港经济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自70年代起,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变,服务业增长迅速,1980—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17%,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1995年服务业收益占香港GDP的83.3%,其中以贸易、金融、旅游、运输、基建、电讯、专业服务及批发零售等行业表现出色;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2%,后两个比例均已超过美国。与此相应,服务贸易出口也迅速上升,1996年增长率为8.5%,1997 年一季度增长率达9.4%,目前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九大服务出口地区, 服务贸易出口占全港GDP的26%。
得益于自由贸易政策,香港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日渐提高,服务贸易的地位也更加重要,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其一,作为国际转口港的地位明显加强。1995年转口贸易占总出口贸易的比重达82.8%,近几年香港连续成为世界最大货柜港。其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已成为全球第四大银行中心和银团贷款中心,全球第五大外汇交易市场,四大黄金市场之一,还拥有亚洲区数量最多的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其三,香港还成为跨国公司的亚太营运中心,已有超过700家大型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全球最大规模100家银行有85家把地区总部设在香港。1995年,共有2068个海外公司在港设立代表办事处。
另一方面,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与贸易支援服务有密切关系,后者自身也构成服务贸易的一部分。贸易支援服务主要包括运输及仓储服务、贸易融资、保险及包括产品测试、检验、广告、市场研究及顾问服务等在内的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据统计,仅与运输有关的服务,1994年出口总值就达517亿港元,占香港GDP的5%,贸易支援服务对服务贸易的贡献可见一斑。
从1996年开始,贸发局受香港政府委托全力向海外推广服务业,这项工作主要根据十点工作纲领,围绕八个主题展开,并同时成立了四个服务业咨询委员会。这八大推广服务贸易主题即是服务业咨询委员会及业内专家集思广益的成果,它包括香港成为亚太地区服务总部、金融中心、后勤服务中心、设计及市务推广中心、娱乐产品发行中心、基建配套组合中心、通讯枢纽、专利授权及采购中心等八个目标。
(二) 新加坡抓住时机,将服务贸易作为战略重点
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很高,鼓励外贸发展的自由港政策和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措施,为其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保证。近十年来,新加坡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更是政府顺应世界产业调整潮流,调整贸易战略重点的直接成果。
面对1985—1986年间新加坡经济的严重衰退,新加坡政府提出了重点发展国际金融、国际通讯和国际服务贸易的产业和贸易战略调整新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如规定服务业可与制造业同等享受“新兴产业”的各种优惠待遇,凡固定资产投资在200万新元以上的仓储业、工程设计和服务业企业,或营业额在100万新元以上的咨询服务、技术指导服务等企业,所得税可减半, 并规定对服务贸易出口收益只征收10%的所得税。在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方面,给外国跨国公司在新设立区域性营运总厂提供优惠,只课征10%的公司所得税,且为期十年,并对这类公司的分配股利免征所得税等。为促进国际金融业务,新政府还对在新进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的收入免征所得税。通过一系列调整措施,新服务贸易大为发展,国际性区域性的服务中心迅速增多,外国银行在新的离岸金融业务大为扩展,旅游业也日益兴旺。据统计,1990年新加坡主办了2768次国际会议,1991年仅旅游一项服务贸易收入就达54亿美元。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3/5/5 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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