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义务教育投资现状分析及思考

(七)完善政府业绩考核制度，建立义务教育投资监控指标体系

建立完善的义务教育投资监控指标体系，是解决我国目前义务教育投资问题，使义务教育投资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重新建立对政府政绩的评价指标体系，即构建政府投资教育的政治收益指标评价体系，彻底改变过去衡量政府政绩和官员功绩往往看经济是否增长或者增长的幅度的传统观念，彻底改变一些政府部门在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两个方面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建立政府投资教育的政治收益指标评价体系是把衡量对义务教育发展的支持、投入程度与对政府其它职能，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城市建设问愚、经济发展问题等的考核放在同一高度，建立教育投资经常性审计制度，将政府投资教育的社会效益作为对政府主要业绩来评估，逐步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不仅要做到定量，而且要有综合评价以提高效率。籍此来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级政府由于义务教育外部不经济性而造成的只重业绩工程与发展经济，忽视对义务教育投入的短视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规范和约束各级政府的教育投资行为，从制度上为教育投资的稳定增长提供保证。建立义务教育投资监控指标体系，首先要督促各级政府制订长远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切实保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三个增长”，同时对“经常性收入”的概念给予统一明确的解释，提议统一统计口径，尽量避免随意性:其次，抓紧研究教育费附加改教育税之后的可能性问题，尽早予以防范;第

(八)确立教育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推行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政策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认为，义务教育具有“正邻近影响”，即:“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我孩子受到的教育由于能促进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而有助你的福利。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的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报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义务教育具有外部不经济的特征，即:指教育的个别效益明显小于社会效益。常常使得教育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失，但是无法准确找到补偿对象，也无法通过市场来补偿，而非市场部分的代表就是政府，因此，整个义务教育成本的补偿就应该由政府来完成。但是由于义务教育投资周期长，数量大，单靠国家投入根本无法满足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结合目前义务教育投资的实际，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义务教育投资，逐步建立多渠道筹措资金的体制是十分必要的，这既是对现有义务教育投资体制进行的有益改革和探索，同时也有利于建立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投资体制，有利于树立“人民教育人民办，依靠人民办教育，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思想观念，有利于逐步拓展义务教育投资来源渠道，促进我国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把“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具体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完善城乡教育费附加的征收，按“三税”的1-3%征收;二是收取一定的学费和杂费;三是扩大校办产业的收入;四是动员社会捐资、集资;五是建立教育基金。在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过程中，要坚持自愿量力的原则，不能强行征收，不能把捐资助学与学生入学挂钩，鼓励社会捐资助学，对捐资助学的企业可实行减免或优惠有关税费的制度等。坚决制止乱收费现象的发生，维护教育行业的形象和尊严，维护义务教育的公平原则。同时必须认识到实行多方筹措资金增加义务教育投资总额，决不意味着各级政府可以减少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减轻对义务教育的责任，相反各级政府应该对义务教育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九)不断完善义务教育法制建设，确保义务教育投资的实效性

大力发展义务教育事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与义务教育的发展对资金需求日益增加的矛盾;必须彻底解决有限的教育资金投入和资金使用随意性、盲目性之间的矛盾;必须彻底解决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与义务教育投资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必须彻底解决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计划制定与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监管力度不够形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彻底根除和解决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健全法制体系，树立法制观念，严肃执法程序，加大监管力度等方式来完成，使义务教育投资问题更加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加强立法工作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对义务教育投资及时、足额到位，做到合理使用，以满足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物质需求。运用法律手段的调控和约束既是义务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策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首先，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事业的投入的总量及比例，以及努力实现“三个增长”的目标，做出明确的规定，以此约束各级政府加大对义务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其次，把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经费分配、使用、管理和审计等过程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使义务教育投资过程放置于司法部门的监督之下，对义务教育拨款的监督由现行的决算终端监管转向从预算、执行、调整到决算的全程监管、经常性监管;第三，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社会投资主体的责、权、利关系，进一步理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积极建立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向义务教育投入的健康稳定的运行机制，从理顺责、权、利三者关系出发，对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予以法律上的规范:第四，加强对义务教育投资领域的地方性立法工作，由于义务教育工作的开展是以省、市级政府具体部署和指导，中央“两基”工作验收也是以省、市为单位来进行的。因此，完善两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地方性立法工作，对有效保障义务教育投资，促进义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结论

步入21世纪，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面对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及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真正在我国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满足适龄儿童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需要，可以说任重道远。特别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比如:如何处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收费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教育费附加征管的问题、“费税改革”如何实行的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切实解决将会对改善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只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探索完善义务教育投资的新途径，我们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开创我国义务教育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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